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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曲店孫宝存的博客

始祖孙岳:达卫克让后裔九曲店支系 宽明后十五世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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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曲店孙氏乃宽明后十五世孙宝存在网易博客中的昵称。宝存系克让后二十世孙、贵后十八世孙、宽明后十五世孙。克让生童儿,童儿生贵,贵生增,增生鼎鼐,鼐生宽明。九曲店孙姓系鼐祖后人,与系鼎祖后人的广饶三岔孙氏同源同宗。与博山等处孙姓也只是稍远一点儿而已。曾用昵称:学习格瓦拉好榜样,格瓦拉,瓦格拉,QQ744498140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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赖昌星:我没有背叛国家  

2012-05-20 04:07:33|  分类: 历史回顾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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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财经作家吴晓波描绘的中国企业成长史中,在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转轨期,利用两种轨道之间的灰色间隙,通过倒卖各种指标积累财富的行为并不鲜见。赖昌星说:“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,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,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。”


作者:张鹭

赖昌星前传

在成为一件惊天大案的嫌疑主犯之前,他走过了怎样的道路?

远华事件的喧嚣早已远去,是时候追问一些被忽略的问题了——

远华案为什么发生在这块土地上?为什么发生在赖氏家族?又为什么“成就”了赖昌星?

本刊记者/张鹭(发自福建晋江、石狮)

晋江市烧厝村,烧厝南区106号。这是赖昌星的弟弟赖昌图的家(其实也是赖昌星的住处,他们两家一直生活在一起),同一个村里,还有大哥赖水强等亲属的住所。

“远华案”已经过去十年了,一方面,村里人很忌讳公开谈论赖昌星和远华,另一方面,他们又大多对那段历史多有感念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,从普通人家到盛极一时再到远华案发之后,赖氏家族都与这个村落发生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。透过这个村子,我们可以看到赖昌星及其家族的生存逻辑和发展脉络,发现“远华案”背后的深层秘密。

祖屋与宗族

赖昌图的住处在村委会和村老友会的附近,中等规模的一个院子,种着晋江并不常见的棕榈树。2层小楼的居室里,内饰气派,但还远称不上豪华,至少远远逊色于大哥营造的庄园。

路过村口“旅港赖昌星先生捐建”的牌坊,再往前走一点,从那个更高更气派的大门进入,就是大哥赖水强的庄园。近1公里的水泥路的两旁,是小溪、稻田,以及小作坊式的工厂,路的尽头就是已经病亡在狱中的赖水强住过的院子。其中的6层主楼体量庞大,是村里的制高点。可以想象,站在这座大厦般的住宅楼顶,俯瞰在稻田和工厂里劳作的人们,带给主人的是威望和权势带来的满足感。

两兄弟的宅子,不在一个量级,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心生诧异。对此,赖昌星的同班同学、儿时好友赖昌翁分析,那是因为两兄弟的想法不同,赖昌星一直想把他“事业”的重心放在厦门,而赖水强则更愿意在晋江老家发展。

考虑到幼年时住所的拥挤程度,赖水强对于住所体量的追求变得可以理解。从赖昌图的住处出来,走半分钟,经过一个小小的下坡,就到了这个丘陵地形的村子里少见的一片大块平地。这里就是赖昌星兄弟出生的祖屋。

在被改成家庙以前,这个祖屋是泉州地区农村常见的民居样式:两落五间张双护厝,由下落、榉头、天井、顶落四部分构成,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,适合家族聚居。村干部赖文建回忆,这个被很多村民称为“祖屋”的建筑,大概有850平米,七八十间房子,住了好几十家人。

往上追溯,这些人家可以归到同一个祖先。事实上,在赖家族谱里,“昌”字辈是第24代。赖家一世祖原本定居在烧厝边上的赖厝,后来的祖先因为现已不可考的原因举族迁往泉州,大概200多年前的嘉庆年间,第15代祖先又率众从泉州迁了回来。从第10代到第14代,5代人出了6个进士。这也是赖昌星之前,这个家族最风光的历史。直到今天,村里的文庙仍以此为傲。

1958年农历九月十五,赖昌星出生在这幢据说是第16代祖先传下来的祖屋,他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,比大哥赖水强小10岁,比小弟赖昌图大4岁。

赖昌翁对赖昌星家的记忆从小学开始,那时赖昌星一家住在祖屋七八十间房子中的三间里,“非常挤”。赖昌星跟二哥赖昌标住一个房间,中间是厨房,赖母、最小的姐姐和小弟赖昌图住在另一间房子里。赖的父亲赖永等早在“大跃进”时就是村支书,因为家里住不下,一直住在现在老友会所在的老村委会会址中。大哥赖水强住在村里的民兵营房,他后来在老村委会边上开了个小卖部,搬到小卖部里住。

1995年,当远华中学的赖世雄老师以赖氏五村建校委员会代表的身份,到赖昌星在厦门的住处,接受赖对远华中学的500万捐款时,发现昌标、昌星、昌图兄弟几个竟然住在一栋大宅子里。而当时,昌标、昌图都已成为远华集团某一方面“业务”独当一面的人物。看起来,即便是到“事业”如日中天的时候,家族聚居仍是这个家族所秉持的生活方式——或许是对幼时一家人分开居住的补偿——他们“做生意”的方式也是家族式的,远华集团董事会的五名成员,分别是赖昌星、赖昌标、赖昌图、曾明娜和曾明育。

一个“有力量”的少年

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,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赖昌星的童年记忆。但无论是儿时玩伴还是小弟赖昌图都强调,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,他们家并不算特别困难。在赖文建和赖昌翁的描述中,童年生活因贫穷而更显简单,有着一种不复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。

赖文建那时住在赖昌星家隔壁,他们这一幢楼里差不多大的孩子,上学时相约同行,下课了一起回家。童年最大的欢乐,都在简单的游戏中度过。

他们最爱的是游泳,不上课的下午,要在脏兮兮的水坝里泡四五个钟头,即便是上课,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,吃完饭碗筷一丢,在水坝里泡两个小时,离上课只剩一刻钟时再一路小跑到学校。还有一种冲关游戏,小孩们分成两拨,防守的一拨站成五条线,拦住进攻者的冲击,进攻者一口气冲过五条防线就算赢,反过来,则算防守方赢。

最令人回味的时光是在夏日的夜里,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搭个简易床,用竹子和纸板做成扇子,就在外面纳凉睡觉。那时连蚊香都没有,只能利用烧麦秆产生的烟雾来驱蚊,这帮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袅袅烟雾中捉迷藏,因为房子很多,家里又没有灯泡,只有煤油灯和蜡烛,一个人藏起来经常一晚上都找不着。

农村的孩子普遍读书很晚,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。家庭的贫困、“文革”对教育的破坏,使得与他同届入学的同学逐渐流失,一年级时还有五六个班,到进入五年级毕业班时,只有一个班硕果仅存。赖昌星的“学历”并非他自己记忆中的三年级,而是五年级。

1973年五六月份,赖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去香港,这个毕业班的语文课由其他几个老师分着上,赖世雄就是代课老师之一。由于给赖昌星上课不多,他对于这个学生并无太多印象。曾教过赖昌星的数学老师赖锦星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唯一印象,也只剩下“长得很漂亮,很多老师看见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头”。

赖昌星比赖昌翁早一年上学,但赖昌翁读到三年级时,两人竟然变成了同班同学。由此,赖昌翁猜测,赖昌星应该是留过一级。那个时候一套小学教材分十册,他俩都读到了第十册。

“赖昌星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,他个子不高,但是速度快,力气大。功课一般,数学马马虎虎,要他写点东西,搞不来。上课不怎么专心,要交作业了,临时借我的抄一下。”赖昌翁强调说,“但是他的头脑好。”赖昌星自己显然也这么认为。日后,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当中,比如,他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。

干农活当然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必修课。赖昌翁回忆,有一段时间,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,背着粪箕,拿着粪耙,漫山遍野地拾猪粪和狗粪给大队的地里做肥料。上学前还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,挖了松菇为家里换几个零用钱。

赖文建说,到了冬天,他们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,去大队的地里挖地瓜。生产队白天挖地瓜时把大的挖走了,会剩下一些小地瓜,他们这些小孩结伴去挖出来,好一点的自己吃,差一点的喂猪、喂兔子。冬天的早上很冷,他们穿着拖鞋上去,单薄的衣服满是补丁,山上风大,一群孩子冻得不得了。赖文建说:“别看这玩意不值钱,但是埋在地下,用锄头耙,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块。”

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赖昌星开始在同龄人中显露他出众的号召力。众多挖地瓜的孩子中,他经常是那个组织者。“他矮胖矮胖的,有力气,每次都能挖很多,而且人缘好,讲义气,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,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。”

有理由相信,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体谅,来自父亲朴实的言传身教。

家族的基因

赖昌星父亲赖永等的好名声不仅限于烧厝,至今,在附近的赖氏五村提起他,乡亲们依然深怀敬意。赖昌翁说,上世纪50年代村里搞生产队分组的时候,村里一些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要,赖昌星的父亲把他们统统捡过来,合成一个生产队。

在担任生产队大队长兼书记期间,赖永等领着村民开荒、种树、种水果。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麦子,但吃不完的麦子很难卖出去,他想办法弄了个用手摇的做面条的机器,全村仅此一台。村民把脱了壳的麦子送来他家,他就帮着加工成面条,很方便。副业的成功,让烧厝村的经济情况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还算不错。由于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,政府还专门为村里盖了个礼堂,这在当时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标志。烧厝村也因此成为一个典型,全省各地都有人来参观。

在赖昌图的回忆里,父亲是个“没脾气的人”,从来没发过火。因此,他经常充当着“摆平”村里矛盾的角色。怎样“摆平”?“两个人吵架,讨好一个,再讨好另一个咯。‘看在我的面子上,算了算了。’”

不知与赖永等早年在村里大兴副业有无关系,据赖昌翁回忆,早在“文革”期间,烧厝就有了算盘厂、印刷厂等好几个工厂。作为赖家最早见过世面的孩子,赖水强还入股了算盘厂,很早就全国各地到处跑销售。这期间积累下的销售渠道资源,也为日后赖昌星所开麻纺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
儿时玩伴赖永独回忆,早在读小学时,赖昌星就跟他一起卖过油条、包子、冰棒,还从果农手里买进水果,再在公路边卖给路人。关于赖昌星的经济头脑,赖昌图只是淡淡地表述为“从小就想赚钱”。对于经商传统深厚的闽南人而言,获取财富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本能。

按赖昌星本人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的回忆,1973年小学毕业后,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地,然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水井,之后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。

赖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,他回忆说,自己那时跟赖昌星住一个工棚里面,每天早上4点起床,晚上八九点收工,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。赖昌星推独轮车,400公斤的土筐,推到两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,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。“晚上回来吃了就睡,累得不得了。”即便这么累,他俩还是咬牙坚持着,原因很简单,“在生产队,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,在这边给包工头干,一天挣三四块。”那时候的赖昌星,身体素质好,干活出色,加之能说会道,与周围人关系很好。

工程做完后,赖昌星回到了烧厝。在村里的农机厂谋得了一个跑业务的工作,但不久碰上针对非公有经济的“运动”,厂子停产了。那是在1976年,当时还隶属晋江的石狮镇出现了螺丝大王、水产大王等八位年收入过万的商贩,是谓著名的“八大王”。该年,新闻纪录片《铁证如山》在全国各地播放,其中有一段解说词称: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点有993个,日成交额达60余万元。

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,对赖昌星的影响其实很有限。运动过去后,他很快就与五个村民集资办了一个小的汽车配件厂,每个人出几百块,几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。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。工厂就开在其中一个集资者家里,厂里一共4个炉,每个炉灶4个人,一个拉风箱的、两个抡大锤的,还有一个师傅抡小锤。

赖文建那时和赖昌星在一个炉灶抡大锤,10来斤的大锤,每天8个小时不停地抡下来,虽然也很累,但毕竟比在泉州打工时要好很多。只是他们的货发出去,钱却收不回来,让他们很是郁闷。这样光拿工资,做下来一个月也才五六十块。

这段时间里,赖昌翁成天跟赖昌星腻在一起,“每天晚上,不是我上去他家,就是他下来我家”,两人抽着两毛八一包的“水仙”烟瞎聊。“他抡大锤是把好手,有一次他跟我比,两人用大锤打钻头,看谁更准,最后我都没他准。”

致富的梦想

赖昌星的精力并不专注于劳动本身,他“万能的头脑”时刻都在寻找着更赚钱的路径。在集资的汽配工厂干了一两年后,他做了一个决定:自己单起炉灶,开了一个纺织机械厂。因为没有地方,他买下了自己家对面一家人的房子,改建成厂房,还请了个师傅帮忙。赖昌翁这个时候担任着生产队的出纳,赖昌星的厂子要买煤、钢材等原料时,有时不够钱,找到他拿几千块钱垫上,过一两天就过来还。

这个厂子带给赖昌星的一个意外收获是,在这期间,他邂逅了曾明娜。其间细节,曾传章并不愿回忆,只是粗略地概括为:“他那时到处联系麻纺生意,在莲屿这边谈生意时遇到了明娜,不久就托人来介绍。”这是在1981年。事后回溯,对于赖昌星而言,这场婚姻的意义除了完成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,也让他找到了日后“事业”上最亲密的搭档。

事实证明,赖昌星出来单干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因为相比汽车配件而言,做纺织机械的人还不多,更为重要的是,他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来料加工型经济大潮——浙江、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镇蓬勃发展的制衣业,为他的厂子带来了巨大的市场。除了做纺织配件,他也做利润更高的纺织机床。由于厂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组装,需要装车时,还得借用小学的操场。

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初具青年企业家的气象,他挤火车、睡地下室,全国各地跑销售,努力用自己的执著与热情弥补文化的缺陷——最开始跑业务时,他甚至不会讲普通话。在一张上世纪80年代初摄于河南的照片上,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他蓄着小胡子,穿着一件白色V领毛衣和牛仔裤,双手交叠着放在翘起的腿上,袖子高高挽起,看起来干练而诚恳。很快,继父亲大搞农村建设成为省里的典型后,他的纺织机械厂也成为省里领导参观的对象。

纺织机械厂取得的成功,促使赖昌星相继开办了印刷厂、雨伞厂,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财富。赖水强日后接受央视《新闻调查》采访称,这个时候“钱很多,一年能弄到一两百万”。

在财富之旅的第一个巅峰,赖昌星做了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决定:他到石狮去了。

赖文建说不清赖昌星是因为何种机缘去石狮的,只是听说他在做纺织配件生意时认识了一些石狮的朋友,把他拉到石狮去了。也许是在做纺织配件生意中,看到了服装生产带来的巨大利润,他在1989年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在石狮开办了“蝶燕服装厂”。

赖昌星进军石狮,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:这个原隶属晋江的小镇,因为商品经济急速发展,以至于原有的建制无法与之相适应,在1988年底脱离晋江成为县级市。

《石狮市志》这样描述这个过程:1979年,海关放宽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。由于放宽的幅度大,大量侨货港货源源涌入石狮。据不完全统计,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带进电视机1130台、收录音机6276台、计算器25009台,还有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入境的包裹(主要是衣服、布料)71.85万公斤,以及从邮局寄进的10.2万余包货物包裹。由于华侨物资太多,重新出现了大量小商贩,石狮成了闻名全国的“洋货”市场。

据知情人的描述,当时石狮的汽车站几乎是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。直到现在,“摩的”司机也会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,晋江“摩的”的起步价是3块,而石狮是5块,“因为这里是石狮”。

滑向走私渊薮

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拥有了纺织机械厂、雨伞厂、服装厂等产业,但据他日后对《华尔街日报》驻京记者詹姆斯·麦克格雷格的回忆,真正触动他的是倒卖电子产品所能挣到的巨大利润。这个时代全民倒卖电视的疯狂举动,在日后的电视剧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里,被亲历过此过程的导演叶京详细描绘:几乎全国的客户都提着现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,寻找可能的货源,轻松一倒手间,价格便已翻了几倍。麻烦在于,要解决货源、运输等问题,需要搞到各种各样的“条子”。

赖昌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。1989年,他设法认识了当时在石狮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兼政委、日后成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寻访到的曾在1989年任职于石狮市公安局的两位警官都拒绝了采访,对于赖与庄往来的了解也就无从深入。

庄如顺在石狮期间给予了赖昌星多大的帮助,一直是个谜。据赖昌星对麦克格雷格的回忆,当时,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利用渠道优势,已经在电子产品领域建立了非常赚钱的业务,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、音响和家用电器。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。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,再带给家人。

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。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,然后赖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。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,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,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。

在此过程中,赖昌星并不从事生产,他只是运用自己的组合各类资源的能力,在一系列的腾挪倒换中攫取利润。这对关系资源——他称之为与高层官员的友谊——的依赖十分明显。在财经作家吴晓波(微博)描绘的中国企业成长史中,在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转轨期,利用两种轨道之间的灰色间隙,通过倒卖各种指标积累财富的行为并不鲜见。

但赖昌星与其他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,后者中的很多人从这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中及时收手,而赖昌星则滑向了比这还要深的渊薮——在石狮这个走私的前线,他很快发现直接走私的利润空间比代金券大得多。用赖水强的话说,此时的他,“开始小小的走私,有时候混装一点偷运进来,刺激了他,总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润大,就往这个方向发展。”

石狮的走私风潮,几乎与海关对侨货、港货的放宽同步。《石狮市志》描述:1981年下半年,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的海上走私,港台走私船直接驶向深沪湾海面,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、手表、“三机”和日用工业品等。石狮周围5个沿海公社的渔业大队大多不同程度地卷入走私活动,甚至广东沿海的走私货也运到石狮销售,使华侨物资失去竞争力,石狮市场销售的洋货,逐步为走私货所取代。

而在参与走私最严重的永宁公社沙堤大队,早在1980年,51艘渔船全部参与走私,涉及549人,占该大队人口数的67.73%。

知情者介绍,石狮的走私,其实从“文革”期间就开始了,一开始是手表,之后是电器和摩托车,最后是服装和香烟。

发迹之后

尽管做好了足够的准备,但走在沙堤村,这个村子的富庶还是让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略感惊讶。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旧房子,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漂亮楼房。从敞开的大门中往里看,内部装修的精致和家电的齐全,在沿海地区的农村里也算少见。

村里没有泥土路,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边。这里的任何公共设施,小到篮球场、家庙的栏杆,大到水泥路段,均由村民集资修建,因此,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,很自然生发的一种情感,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。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,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。

至少在赖昌星所在的烧厝便是如此。即便作为人民教师,对于赖家,赖世雄最朴素的感受仍是感念:当年若不是赖昌星的捐资,远华中学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别家,给赖氏五村的子弟凭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说,还会让村里丧失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——一个1500人的学校,每天产生的消费是多少?看看马路两旁密集的饭馆就知道。

他进一步对记者分析,对于晋江这样靠来料加工发家的地方来说,赖昌星带来的廉价原材料无疑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。

探讨走私对于国家的影响,是个过于宏观而专业的问题。这样的影响往往隐而不彰,赖昌星似乎并不明白其与普通生意的区别。在接受麦克格雷格采访时,他认为自己并未背叛国家,“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,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,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。”

赖昌星确信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追逐财富的路径依赖。被石狮税务部门查封了在石狮的工厂之后,赖昌星并没有因此而走回头路,而是带着400万美元资产离开了石狮前往厦门,不久后移居香港,并在几年后以港商身份重返厦门。

此时的赖昌星,已经成为日后媒体津津乐道的那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,却仍保持着乍看之下与其身份地位并不相称的谦恭。

赖昌翁最后一次见到老同学赖昌星是在1995年。那时,赖昌星要建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,在挖地基时挖到一块大石头,请他去帮忙挖掉。此时的赖昌星踌躇满志,要在厦门建一座远华城。这位大老板对困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儿时伙伴很亲热,“他跟司机讲,这是我真正的老同学。”赖昌翁回忆说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应采访对象要求,“赖文建”系化名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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